禽流感考验ＳＡＲＳ后的中国
2005-10-28 9:09:30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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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有充分的理由为正在从亚洲向外扩散的禽流感高度戒备，科学家的话绝非危言耸听，因为自从在２００３年和２００４年相继发现Ｚ型、Ｚ＋型突变异种后，Ｈ５Ｎ１病毒传染人类并形成人际传播的可能性，在理论上陡然增大。尤其可怕的是，在出现迁徙类飞禽感染死亡的案例后（２００５，青海湖），病毒的全球扩散已无可避免。
现在，世界各国皆在全力备战。面对现实中的不确定性，以及由于缺少确定性引发的紧张心理，政策的制定者在科学的依据之外惟一可以借助的就是对历史经验的参照，其中最可怖、也最常为人提及的就是“西班牙流感”。
美国科学家成功重构“西班牙流感”病毒株及其发现令世界各国为之色变，特别是当年饱受“西班牙流感”折难的欧洲和美国，人们早已在呼吁政府为最坏的情形做打算。是的，面对如此高度的危险和随时可至的灾难，人们怎样小心都不为过：仅在１９１８～１９１９年间，“西班牙流感”就带走了２０００至５０００万条人类的生命——而这还只是各国官方公布的数据，许多历史学家和生物学家在仔细研究后认为，当时全球人口的１／３感染了病毒，因此而死亡的人数则高达一个亿！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医疗科学技术方面的突破和进步曾让世界，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产生公共卫生安全防御体系由此牢不可破的幻象。熟知非过滤性病毒导致的流感反复大面积暴发，很快就打破了这一幻象，并使公共卫生安全成为政治过程中一个重大而敏感的议题。在美国，历史学家就指责威尔逊总统为了那场本已赢了的战争，无谓地把４。３万名美国士兵推上驶往欧洲的兵船并因此感染流感而死亡。
如果说威尔逊受到的指责还只是一种历史的追究，福特政府则在现实中付出了政治代价。１９７６年３月，为了应对猪流感（ｓｗｉｎｅ ｆｌｕ）全面暴发带来的公共卫生灾难，福特总统宣布启动全国紧急预案，要求国会紧急拨款１。３亿美元用于疫苗的生产。由于生产商抱怨无法保障紧急生产过程中疫苗的安全性，国会通过法律免除生产商的责任，改由政府承担可能的法律责任。结果，猪流感并未暴发，而美国政府则在事后受到因疫苗产生副作用而提起的民事诉讼的困扰，并赔偿了９０００万美元。
虽然福特政府为此蒙受了政治损失，但分析人士并不认为政治家由此可以对潜在的重大公共卫生安全危险掉以轻心。在２００３年的中国，面对萨斯（ＳＡＲＳ）威胁的政府就因工作不力而免去了几位高官的职位。经历过ＳＡＲＳ洗礼的中国政府，在面对此次禽流感威胁之时，十分重视疫病防治方面的国际合作，而政府相关部门努力在信息透明、保障公众知情权方面的努力令人尤感欣慰。由此可见，中国政府社会管理能力的提高，以及社会管理方式的现代转型。
但鉴于此次可能发生的灾难危害重大，我们认为政府还应加紧完善公共卫生安全应急体系的建设，并将疫苗生产、储存、配送和注射环节方面的诸多细节用法律的形式纳入制度化轨道，以杜绝此前暴露的漏洞。同时筹划通过资金补贴的方式，推进国内家禽养殖业和销售模式的转变和升级，加强呼吁安全消费习惯等方面的工作，以求长治久安。
鉴于ＳＡＲＳ带来的国际交往的停滞，中国政府应特别重视评估禽流感可能造成的国际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在继续保持对国际组织开放、合作的政治姿态基础上，合理评估国家知识产权的权重和作用。特别应当重视妥善处理和协调与周边国家，尤其是陆路接壤国家的关系。积极探讨建立着眼未来的双边或多边行动协调机制，呼吁对边境安全概念的重新审视，以避免出现类似２００４年越南北江（Ｂａｉ Ｇｉａｎｇ）地区出现的无端责难。
相信，以在禽流感研究方面积累的经验和目前具有的科技与经济实力为基础，中国政府完全有能力在保障国内公共卫生安全的前提下，在亚洲特别是东南亚地区尽力承担更多的人道主义责任，用善意化解矛盾，以责任塑造地区安全的信心和未来。